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独白能活着真好

今年的主题是“遏制艾滋病，履行承诺”。然而，在世界艾滋病患者“批量”上升的趋势下，这一口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卫生部副部长王龙德最近表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已提交法律办公室，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发布。

根据一项调查，中国性恋保守估计有500万至1000万人，国男性总人口的1%至2%，艾滋病毒感染率为1.35%。这个数字比普通人感染率高近20倍。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在中国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中，性恋仅次于，排名第二。

性恋艾滋病患者独白

“能活着，真好”

□特约记者于淼

“今天是第五天。我还活得很好，心情也很好。外面的天空是一个罕见的晴天。蓝天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看看我自己，还是很帅很可爱。虽然上帝给了我一个“同志”的身份，让我天生喜欢男人，但我知道中国公众不可能接受一个者。而且我现在不仅是一个‘同志’，也是一个作为HIV病毒携带者的‘同志’。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或者我没有未来。”

这篇文章被称为“无法承受的重量——艾滋病感染者的笔记”，它悄悄地躲在红树林论坛的部分。一位网友说：“我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也是一名者。我想告诉你我的真实经历和感受：感染艾滋病的问题是预防，但一旦感染，心理咨询就更重要了。”

角落里的采访

11月25日晨。北京。钟声响了9下，我准时在西单商业街等着旭东。徐东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同志”。他如约而来。徐东说：“只要我不暴露我的真实身份，我就会接受采访。我想告诉你预防有多重要。我呼吁他们采取措施清洁自己。徐东戴着一顶黑帽子，穿着一件很旧的皮夹克。他的裤子很胖，脸很瘦，眼睛很大。整体看起来像是被衣服不自然地包裹着。

阳光同时洒在我们身上，我带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寻找一个相对隐蔽的采访场所。

“我今年47岁，孩子们都上大学了。上初中的时候，我喜欢男生，那种温柔阳光的男生。我是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生活已经压抑了。我们的者更沮丧，没有同伴可以说话，更不敢告诉家人。在家庭的压力下，我在1984年结婚了。90年代初，我在杂志和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的报道，主要是李银河写的。我很惊讶，因为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一个完全的者。1993年，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个BF(男朋友)，我们现在还有联系。在徐东讲述的过程中，如果有人介入我们的视线，他会警觉地转过头来，然后停下来。“我和同性在一起，能得到想象不到的幸福，这是异性无法比拟的。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已经保持这种关系十多年了。”

“如果让我说，为什么艾滋病在性恋中传播得更高，是因为性伴侣太多了。”徐东说。”我们的生活环境是狭窄和黑暗的，我们是一个永远无法在阳光下传播的群体。所以，当你遇到圈子里的人时，你会非常兴奋。但人们是不同的，有些只是性，而我不是。”

为什么艾滋病仍然是个谜

2000年10月，追求真挚感情的徐东倒下了。他经常感冒，伴有高烧，然后持续低烧，出现头晕、食欲不振等症状。徐东在确诊感染艾滋病时说：“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绝望的心情，就像死了一样。”他整夜不眠，身心双重煎熬。他想着如何告诉妻子。“我当时只有三个想法，一个是告诉她所有的秘密；二是

离婚；第三，省下治病的钱，留给儿子以后上大学。”妻子得知一切后，第一句话说:“你为什么要得这种病？！”但之后，妻子宽容地接受了他。

“除了妻子，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因为我不能面对他，也许我有自私，但我真的不想让自己从恐惧、绝望到自杀。我能想象后果，无法清理。自从我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就再也没有和他发生过关系。我还认真地和他谈过一次，希望他能做HIV检查，但他很害怕，从来没有去过。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我去查了，我没事，我只希望你也去查。现在我感染艾滋病已经五年了。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同。这真是不幸中的幸运。然而，谁感染了我的艾滋病仍然是个谜，因为我周围没有感染者。”

他得到了安慰

后来，徐东还在精神上找到了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张北川教授的谈话者。曾获“马丁奖” 张北川对旭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使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与此同时，徐东作为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临床试验者，一直接受免费鸡尾酒治疗，及时缓解症状。徐东说：“地坛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积极治疗会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这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生病后，徐东积极参与抗艾滋病公益活动，与北京许多抗艾滋病组织有关。他现在是北京红丝带之家的董事之一，并在全国艾滋病民间自助组织“红树林”中帮助过他。当他身体健康时，他还将参加张北川等人组织的全国“同志”网络会议，告诉自己作为艾滋病感染者，警告社会。

然而，环境并不乐观。由于传统社会观念的约束和舆论的压力，80%以上的性恋者最终会选择异性结婚组成家庭。结婚后，他们和同性之间的并没有减少，他们的大多数配偶对此一无所知。一旦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会从高危人群传播到普通人群，影响他的妻子和下一代。因此，面对严峻的现实，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高危人群，有效干预艾滋病预防，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

“我现在尽可能多地保护别人。在家里，孩子们和邻居认为我得了肝炎，我很少联系他们。我有一个单独的杯子、筷子，我已经习惯了。”徐东生病后买断了工龄。他现在的日常生活是去股市，或者上网，读书，他对未来没有希望。他说：“活着真好。”

即使你讨厌、抗拒或不喜欢它。但，不是疾病，也许只是他们必须接受的生活方式。采访结束时，看着徐东离开，他瘦弱的身影逐渐被人群淹没，他没有回头。